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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指标理论 各种法治评估所立足的法治理论或法治观念差异较大，但是绝大多数都基于同一个评估理论。

罗伯斯比尔说: 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 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5] 沈家本: 《寄簃文存·新译法规大全序》，沈家本: 《历代刑法考附寄簃文存》( 全 4 册) ，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5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强调，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十八届四中全会 《决定》强调指出: 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其实，程序不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程序本身也有其独立价值。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的底线。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把封建等级制看做不可侵犯的秩序。司法是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国家法律活动，更应当把和谐的理念、进而把善治的理念融入到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和司法活动之中，并使之统领公正和效率，在和谐司法中促进社会和谐。

只有规则文化在全社会形成，法治才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些观念、规律和价值基础上形成了依法而治 ( 法治国) 、权力制约、人权至上、财产神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自由、罪刑法定、正当程序、权利推定等法治原则，以及司法 ( 职权) 独立、法官中立、律师自由执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司法·12·张文显 法治的文化内涵———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原则。意义具有动态的特点，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协商而达到的共识，具有不断形成的特质。在程序问题上，必须破除很多思想误区。

因此，在最基本的社会生活中，包含着内在矛盾———社会生活的完整性只能通过社会成员的自主和个体的相对独立性才能得到保证。发扬共和精神，塑造共和文化，要大力推进以共和为公共精神的协商民主。

无论是从时间、空间上看，还是从过程来看，程序的设计都要符合科学、理性、民主、公正的原理和原则。制定规则、建构规则体系，并不困难。[9] Opinion of Justice William O. Douglasin Joint Anti-Fascist Refugee Committee v. Mc Grath，United States Reportsvol. 341，1951.[10] 陈向明: 《从范式的角度看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 年 11 月总第 21 期。自古以来，人治依赖愚昧、愚忠、无知、迷信等非理性因素的支持，法治则是由理性精神支撑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代表统治阶级管理社会的公共权力。人民享有广泛的自由，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活力才会竞相迸发，社会财富才会泉水般地涌现出来。[35] 温家宝: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 年 2 月 27日，第 2 版。为此，法令必须 布之于百姓 ( 《韩非子·难三》) ，使 万民皆知所避就，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 《商君书·定分》)。

第三，和谐引领和协调国家法治的价值，使它们成为内在统一、互为补充、互相支撑的价值体系。程序促进公民行为理性化，引导公民有序参与，确保政治参与的民主化、法治化。

机会公平还包括代际公平。对话的实质不仅仅是在意义层面上进行交流，而且是对话各方通过互动进行意义的重新建构。

应当树立以人为本和尊重人权的立法理念，克服以物为本、权力本位、忽视人权的立法弊端; 对立法重点和利益协调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实现立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应高度重视推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增强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生态维护方面的立法; 高度重视关于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立法，特别应加强有关民生问题的立法，诸如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农民利益和农民工权利、促进就业、建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立法，规范动迁拆迁、土地征用、商品房建设和买卖的立法，约束权力运行、惩治腐败行为的立法，等等。[16]138黑格尔也认为: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它们是现代法治的普遍标准，是超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社会之个别性差异的一般规律和共同价值，尽管人们对这些观念、规律、价值的具体解读存在差异，尽管这些观念、规律、价值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具体实现的形式、途径和程度有差异。邓小平同志树立了以理性精神支撑法治的范例。邓小平同志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深刻地分析了斯大林、毛泽东晚年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失误和错误，揭示了对个人迷信导致人亡政息、难以为继的规律，深刻指出，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看，程序化决策要比人治化决策更富有效率，更能够保证可持续的发展。

其后，世界各国的宪法文本或独立宣言大多数也是以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为基点与核心的。理解的目标是导向知识共享、相互信任、相互依存。

[32] 西塞罗: 《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年。二、规则文化 人们常说 法治就是规则之治。

机会公平也称作机会平等。在德国，民众非常注重规则，凡是有明文规定的，都会自觉遵守; 凡是明确禁止的，绝不碰触。

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司法公正、诉讼民主、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第四，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特别是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完善党务公开、立法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增强治国理政活动的透明度。[27] Aldis W，Wright M A. Bacos Essays and Colours of Good and Evil with Notes and Glossarial Index，New York: theMacmillan Company，1899.[28]习近平: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 年 12 月 5 日，第 2 版。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既是法治的本质和动力，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根本目标。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 ‘法立，有犯而必施; 令出，唯行而不返[6]。[2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 年。

无论在直观上，还是参照评估数据，我国法律被遵守的情况都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所以，在拉丁语中，自由意味着从束缚中解放出来。

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以下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 提出设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和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市场主体权利负面清单制度，认定国家机关和公权力部门 法无授权不可为，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市场主体 法无禁止则自由，这是国家治理中对自由的尊重和保障，必将极大地推动法治的自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3]332 西方社会的法治文化也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不是任何一种秩序都能够称得上是 包容性秩序。公平正义的法治文化内涵主要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司法公正等理念。中国坚定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依法办事。

如商鞅认为: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当前，我国有相当多的农民、农民工、普通工人和困难群众子女享受不到公共教育资源，不能接受平等教育，这必将导致他们普遍缺乏在未来社会生存和竞争的能力，形成新的社会不公。

要在法律规范体系和法律运行过程中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和谐，权利与权力的和谐，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和谐，不同法律部门之间、法律规范之间、法律机制之间的协调。罗马法对自由权下的定义是: ‘凡得以实现其意志之权力而不为法律所禁止者是为自由。

受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利益复杂、国家治理需要专门知识和专门人才等因素所决定，我国 13 亿人民不可能每个人都直接地、日常地行使那些属于自己的权力，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而只能实行间接代议民主制，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法治国家，正当程序 ( 程序正义) 至关重要。